[28]Arno Scherberg, Subjektive- oeffentliche Rechte, in Erichsen Ehlers (Hg. )， AllgemeinesVerwaltungrecht, 13. Aufl.，2005，§11，S. 271. [29]BVerwGE 75，285/291。
[27]后者如董金良诉涡阳县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处罚案（2015.11），该案中法院首先援用《宪法》第10条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28]法院无疑是将《宪法》第10条（国家土地政策）作为原则用以证立《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的正当性。
内在理论视基本权利规范为规则，其自始即有确定的内容。换言之，单纯合宪认定方式中很可能隐藏着合宪性解释的思路，进而在实务上也难以对单纯合宪认定与合宪性解释做出断然的区隔。在揭示实务中法院事实性缺失该环节前，有必要从基本权利规范理论中追溯基本权利限制的准则。[26]可见，法院旨在通过居住自由条款证成《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68条的合宪性。五、结语 纵然合宪性解释在当前面临困境，不过立足于事实环境和规范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其良好前景。
[8]学界虽有案例研究，但是其主要内容系价值衡量方法的推理过程。3．对行政处罚规范进行合宪性填充或选择 对于价值单向规范，通过从抽象联结到具体联结而确定了唯一正确的宪法规范。宪法已经脱离于法律法规判例，而上升为某种价值法则或精神实质[57]。
作为我国根本法与其他一切法律连接的支柱和枢纽，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理论上承载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乎整个体量。两部部门立法都援引了宪法，但前者援引的是宪法的具体条款（第18条和第47条）。那么我国的根据宪法条款是否是受到苏俄影响的结果呢？答案是否定的，对照前苏联时代制定的同领域法典，无论是1958年的《各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纲要》、1961年《刑法》还是其后续制定的各种同类立法中都没出现过这样的以宪法为基础表述，在工具书《苏联法典》和《苏联法百科全书》[20]收录的所有法典中也找不到此类表述的踪影。这种表述方案在此后的一系列讲话中被反复阐述：一方面立法需要有两个根据，一是实际情况，二是宪法。
又如法国《行政法官法》（Code de justice administrative） L311-8（即该法第3章第1节第1条第8款）规定行政法院的判决效力及于法国整个领域，可以对抗中央政府各部门、地方各省和海外省行政首脑的命令，但顾及到本国宪法第73条赋予海外省以根据本地特殊情况和特殊要求进行特殊立法的权力，因此仅规定相应条款的实施要符合宪法第73条第2项和第3项的内容。第二种是无序言方案，直接在法典正文第一条说明立法目的，但未援引宪法。
宪法作为一种制度符号被视为法治存续与否的基本标志。综上所述，根据宪法条款在一部法律中是否出现，是规范、政治、传统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江虹同志编写的书中，在讲解宪法第二条和第三条时，只是把第二条简单提了一下，并且，把第三条仅仅当作国家在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内外条件之一来写。此后由于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一系列政治纷争，迟至1931年6月南京政府才制定出《训政时期约法》充作宪法，而此时前期开展的立法工程已大多完工。
[41]《彭真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04页。而1955年《兵役法》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零三条‘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我们过于依赖先进的大数据工具，仅仅将法律作为统计学意义上的简单样本。然而在学界过去的讨论中，有三个宪法援引的细节问题从未得到澄清：第一，各国民法典是否援引宪法，公私法划分是否意味着民法一定不援引宪法。
参见Ferdinand, Van den Berg, Simons, Encyclopedia of Soviet Law, Nijhoff,1985, pp.268-269.另参见陈汉章：苏联经济法学派与民法学派五十年的争论及其经验教训（连载）,《中国法学》，1985年第2期、1985年第3期、1986年第1期、1986年第2期。比照同时期的民法典草案，在1958年之前，总则部分前四稿[30]当中都没有出现过援引宪法的内容，而1962年起草工作重启之后问世的总则第五稿第二条出现了这样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制定本法的根本依据[31]——宪法和当时的各种方针政策一道成为了法典的根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个同时具备居首性、概括性、法源性三项特征的根据宪法条款。
为应对这一特殊情况，两部基本法在正文前均设置了序言，序言在论及回归时主要提及外交谈判而非宪法，而论及行使主权时则直接使用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表述。[47]参见马岭：《宪法原理解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5页。
注释: [1]参见梁慧星：物权法草案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第8页。同样的时间，近似的表述，据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种判断：用一个条款在法典之首抽象地根据宪法，但不援引宪法具体条款，这种表述习惯大致形成于1958至1963年之间，甚至可以准确到1962年前后。在展开宪法与民法、公法与私法，乃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这样的宏大论题之前，我们至少应当弄清根据宪法这一条款是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这其中起码包含五个具体问题： 第一，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条款究竟是一种普世表述还是一项中国特色？第二，这一条款究竟是什么时候写进我国法律的？第三，当时又为什么会产生出这样一个条款，为什么采取这种表述模式？第四，这一条款从出现至今是否发生过变化，又发生过怎样的变化？第五，这一条款出现在我国的哪些法律里，又没有出现哪些法律里，其分布是否存在一定规律？以上五个问题将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而一旦有人提出在《物权法》和《民法总则》草案中不加入根据宪法条款，立刻就引发了数十位知名学者参与的大规模辩论，而且辩论的基调一开始就上升到公民的自由、法治的完整性这样的高度，这种差别出现的原因，只能在明晰相关法典的政治象征意义的基础上才能够被理解。在这一意识当中，宪法渊源并非是具体的规范形式，而是代表着某种政治取向的时代精神，反对根据宪法条款远非简单地反对宪法规范的上位法地位，它会被视为对抗宪法所象征的历史方向。关键词: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宪法渊源表述方式，它的形成与我国当代曲折的法制进程密不可分，它并非八十年代的发明，而是六十年代的产物。[44]另一方面是不是符合宪法精神，是对是错，是好是坏，看什么？基本标准就是看是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
1982年宪法（第四十条）又明确规定了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这又被看作八二宪法区别七八宪法的一个重要修改点。我国当代立法史上出现过两次罕见的根据宪法条款在修法时被删除的情况，这也只能用政治形势的变化来解释。
又如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旗、国徽（第四章），却没有国籍的明确内容，[50]因此根据宪法在《国旗法》和《国徽法》中存在，而在《国籍法》当中就不存在。这种以具体规范讨论为主的学术风气在1957年秋戛然而止，一篇名为宪法肯定的政治方向绝不容许篡改的论文在当年10月发表，这篇论文的一大特点是将宪法和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等同起来，要求人们重点看待宪法的政治方向，而不要关注宪法的具体条款：我国宪法肯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极端仇视的。
第三，各国私法和公法当中是否又出现过类似于我国根据宪法条款的这样的表述形式。1982年的《国务院组织法》、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1986年《邮政法》均延续了这一方案。楼邦彦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知识》，华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是对人民的敌人进行专政。
[38]于是很快，区分敌我矛盾这一最新的政治方向与宪法并列成为了1962年12月刑法草案的根据。此后第一种方案被否定，1956年11月形成的刑法典第13稿没有序言，也没有援引宪法，[28]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957年底。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一条款，什么情况下又不会出现，似乎也毫无规律可言上文已经论证，对紧急权难以通过基本权利不可克减原则、比例原则、应急法治原则等加以实质性限制。
政治系统的偶在性（contingency），首先表现为政纲的任意性（与宗教教义或道德原则相分离），这也是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分离的标志。反而，政治系统中的目的纲要会优先成为紧急处置的决策前提。
耶稣撤销了恨你的敌人这一规范的有效性，并且设定了爱你的敌人这一规范。政治部门（以政党竞争或政党内部派系竞争的形式）生产出针对全社会的宏观决策，政治部门与运行部门的分离，可以保证政治部门高度的决策自由。[61]但是，波斯纳最终还是以实用主义哲学软化了法经济学的计算刚性。在治理与法治的问题上，面对苏联解体数十年后世界发展的新格局，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64]修正了之前在《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中倡导的自由主义政治观，[65]提出良治社会的三大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
每一个已经作出的决定，对于后续决定而言，都可以被看成是决策前提。紧急权以激进的方式撕裂了法律的平滑表面，敞开了‘合法/非法这个代码是合法的吗这一悖论性提问，从而为非常状态的治理留出了决断空间。
[6]但是，这种基于法哲学的分析进路，尚缺乏社会理论的厚度，因而对于紧急状态下社会系统之间的具体互动结构只能语焉不详，并且容易滑入对社会正义过于理想化的空洞诉求。条件纲要通常是由专家（如法官）掌握的，专家擅长根据条件纲要判断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是否触发了某个预先设定的条件，以此作出行动决策。
[67]阿克曼这一绝对多数的自动扶梯的紧急宪法制度的设计，其实就是一种目的纲要的再条件化类型。同时，政治性的目的纲要也完全替代了作为条件纲要的第二纲要，政治系统运作的可预见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